坦率地讲，非正式意义的法源并非严格或真正意义上的法源。
因此，实质性参与完全可以起到平衡过程与结果的作用。但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并未因此走向基于合法律性（legality）的合法性，而是强调两者的区别：这里所用的合法性（legitimacy）是主观意义上的，而合法律性（legality）则是客观意义上的。
早期的主观程序正义研究主要围绕司法程序展开。结果显示，对抗制程序的优势在美国被试者中依然存在，但是在中国被试者中则消失了。而挫败效应似乎也并不像当初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罕见现象。对此，作者的解释是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不鼓励人际间的直接对抗，这种文化特质抵消了对抗制程序的优势。主观程序正义守法理论的反思能力可以发掘自前述程序失灵现象以及挫败效应的解释，后者认为人们之所以不满意那些看似正义的程序，是因为对法律整体丧失信赖。
在某种意义上，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可以被视为主观程序正义学说的一种具体应用。因此，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也需要包括协调这两种标准的机制。在同资本主义竞争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高举平等的旗帜，将平等作为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目标和核心价值追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符合中国实际，具有实践特色、时代特色，拥有中华法治文明的底色，体现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规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政权，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为人民执政、为人民用权、为人民谋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同时，对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应当进行倾斜性法律保护。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保持奋发有为，坚持自我革命，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把握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的强大发展能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五位一体，即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加强涉外法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加快推进我国涉外法律体系建设，推动我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从法治上有效应对各种国际摩擦纠纷，坚决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尊严和核心利益。后发国家缺少资本，难以融资，缺乏技术，缺少优质生产设备，难以建立自己的供应链。社会主义把平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法律服务力量的不足，成为中西部很多地区法治建设的制约因素，更是成为法治在全国统一推进的阻碍因素。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国家治理学院教授。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强大政党机器，形成了至高的权威，通过党政体制促进国家机器有效运转，驱赶了一切外国势力，实现了高效的社会组织和动员，形成了国家对社会的深入渗透，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形态，重塑了人民思想观念，塑造了国家自主性。五位一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上层建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解决好共同富裕问题，而法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现代世界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维度，经济体系是其基本维度。
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的主权独立的新中国，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以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社会文明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文明。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不断健全，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的制度化持续推进，党的领导同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实现有机统一，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得以充分体现。这一规定反映了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成熟，体现我国宪法对中国式现代化规律的充分反映，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宪法保障。中国有14亿多人口，人口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规模的总和。
二战结束以后，回归国家学派正式确立了国家自主性理论，将国家视为独立的行动者，发掘国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正是在保持国家自主性的背景下，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得以自主展开。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主张国家之间平等对待、文明互鉴，反对法律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反对将法律制度作为普世价值强加或附条件变相强加于他国，反对通过强迫或变相强迫在他国获得治外法权。当后发国家的工业企业寻找市场时，不但面临发达国家工业产品的市场竞争，还局限在狭小的本国市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中国国情、适合时代要求、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规律的唯一正确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我国宪法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内容，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重要制度载体。
在新时代，我们必须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始终成为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者和主心骨。世界体系理论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个世界战略思想，有诸多相通之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始终面临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敏感动态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任务、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前进道路上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易发高发，一些风险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控制可能演变为全局性挑战。后发国家的自主性，要放到现代世界体系中才能得到准确理解。
中心国家的资本已经占领了全球市场，控制了供应链，拥有技术优势。中心国家经济发达，将全球主要地区纳入了经济体系，成为其产品的市场。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和全面提升的现代化，这些文明不是独立地发展，而是有机统一、全面协调地发展，共同构成内涵丰富的新型文明体系。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对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提出了要求。
人们仍然像传统中国人一样，在讼争中要维持的是情理，即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放弃规划，而是坚持制定具有战略意义的指导性文件，对经济社会发展领域进行长远综合规划和协调，统筹安排和指导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为党和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保持控制力提供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和平发展之路、合作共赢之路，摒弃了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有别于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现代化老路，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面对区域之间的贫富不均问题，应通过有效的法治安排，协调区域之间的差异化与均等化、一体化，推进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共同发展，用法律手段保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切实推进不同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在拥挤的社会中，权利往往具有不完全明确性，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存在模糊地带，而明确界定所有的权利未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二战结束以后，非西方国家追求现代化的经验表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现代化并主导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后发国家追求现代化，力图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保持国家自主性，是一件颇具挑战性的事情，鲜有国家拥有自主性并实现自主的现代化发展。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避免了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国形成了持续且显著的大一统特点。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领导人民开拓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是以不确定的权利为基础的秩序存在方式，人们如同在拥挤的电车中相处，相互之间的推搡和退让在所难免，需要摸索谋求均衡点，社会空间中则缺乏制度化的装置来确定人们的利益归属。
人们的社会行为需要着眼于长期生活互动，而不是事事争取权利。二、独立自主探索的法治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独立自主探索的现代化，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